《光几方今报·文学遗产》专刊今天复刊

  在具体学术研究实践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表示,学者们应与周边的各种文化保持一种密切的创造性和互动性,从而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还应考虑到中国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开阔研究视野,才不至于将我们的文化史研究个人化。

2006年8月15日

《文学遗产》专刊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当时,光明日报根据郑振铎等学者的建议,于1954年3月1日出版了《文学遗产》第一期。为了更加贴近学术、贴近学者、贴近学术前沿,光明日报委托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负责编辑工作,主编是原浅草社着名作家陈翔鹤教授。《文学遗产》创刊以后,注重讨论理论问题,同时涉及重要的作家及作品的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引领学术界的风气,成为一时热点。在《文学遗产》专刊发表文章的,既有游国恩、陆侃如、冯至、冯沅君、俞平伯、詹安泰、罗根泽、何其芳、王利器、林庚这样的着名学者,也有一大批中青年新锐,包括吴小如、霍松林、陈贻焮、褚斌杰、程毅中、王运熙、傅璇琮、胡国瑞、聂石樵等。《文学遗产》专刊创刊后,因故曾多次停刊,累计出版832期。

老一辈学者再回学术现场,他们不仅专心著述,也走上讲台,倾囊相授,延续学术的薪火。他们的弟子很快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从起初一家报纸副刊到如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名刊,《文学遗产》缘何受到业界学者的一致好评,在传播以古典文学为载体的传统文化方面发挥着哪些重要作用等成为与会学者所热议的话题。

二、关于《文学遗产》的稿件需求

光明日报具有开门办报、专家办刊的传统。《文学遗产》专刊与《史学》《哲学》专刊一样,是光明日报20世纪50年代初创刊的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园地。这些专刊培养和扶植了大批中国学术的中坚力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与提高也发挥了引导作用。

文学研究;叶嘉莹;文学遗产;学者;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党委书记、《文学遗产》主编刘跃进指出,60年的研究实践证明,古代文学研究只有密切关注现实、关注民生、广泛增强社会影响力、切实为党和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强有力的学术支持,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文学遗产》将努力推动古代文学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民。”

稿件课题创新要求
从这几年的来稿情况来看,我个人感到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强调。一个是提倡问题意识。问题意识是我们搞任何研究的首要意识,也就是说要提出具有学术价值的新问题、新课题。如果一个研究者写的东西很陈旧,总是在炒人家的冷饭,这样的文章即便写得再好,也没有价值,没有竞争力。从现在的来稿看,课题重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是需要避免的。第二是强调创新,但必须是在求实求深基础上的创新。现在有些来稿纯粹是为了创新而创新,文章不讲证据,没有任何根据地说出一些一鸣惊人、新奇古怪的论点,因此同样也是没有什么学术价值的。

本报讯
今天,本报影响深远、前后持续60多年的一份专刊——《文学遗产》复刊。复刊后的《文学遗产》于每月第四周的周四出版。

中年学者硕果频出,老一辈学者也打开书箧,潜心整理旧稿,奋力撰著新作,争分夺秒弥补学术年华。1979年,8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撰写的《梅尧臣传》出版,此后直至1988年去世,他又出版了《杜甫叙论》《陈子龙及其时代》等多部著作。1980年,67岁的南京大学教授程千帆撰写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出版,此时距离他最初动笔写作此书,已过去了30多年。1982年,85岁的扬州师范学院教授任半塘出版了《唐声诗》;1984年,83岁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出版了《楚辞通故》;1987年,83岁的四川大学教授缪钺与叶嘉莹合作的《灵谿词说》问世……

  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办的《文学遗产》创刊6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举行。百余名学者齐聚一堂,叙述着自己与这份学术杂志的深厚情感与渊源。

稿件内容和方法要求
对古代文学理论进行研究的文章,特别是关于中国古典文献理论研究的文章,是《文学遗产》非常需要的稿件。现在这样的来稿和发表稿件并不多,为什么呢?第一个原因是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工作,挖掘新的东西和观点不太容易。第二,现在相当多的来稿就概念而概念,文章始终在概念和范畴之间打转,而很少联系古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和古典文学创作的实际。第三,也有的文章反复提出一些旧的命题和范畴,恰恰提不出新观点,特别是牵涉到古代文学理论内部的范畴和命题。由于这些原因的存在,我们在古典文学理论上的文章也就发得少了。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我们也不断听到读者希望恢复《文学遗产》专刊的呼吁。中国古代思想史、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范围广、内容博、学者多,需要给予特别关注。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的指示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满足读者需求,恢复《文学遗产》并由专家办刊正当其时。

“改革开放伊始,从海外归来的叶嘉莹先生借鉴国外文艺理论,细腻地分析传统文学艺术特色;在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把研究重点集中到‘中国诗歌艺术研究’这一主题上。”刘跃进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古代文学研究刚刚摆脱机械僵化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束缚,艺术分析成为一个学术热点,叶嘉莹、袁行霈等中年学者的著述,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注入了一股清泉,“1980年,同样正当盛年的傅璇琮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又让很多青年人看到传统学问的魅力所在。”

  传统文化的“传播者”

《文学遗产》的来稿内容涵盖面很广,包括有关古典文学理论、各时代作家作品、文学流派以及各种文体研究、古典文学、文献资料的考据和研究整理,还有有关古典文学学科建设的探讨、以及对研究状况的评论和国内外的学术信息等等。

此次,光明日报社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成立并共同建设“北京语言大学光明文学遗产研究院”,研究院将为《文学遗产》专刊提供学术支持和编辑平台,聘请国内知名学者轮流担任《文学遗产》专刊的主编。

日前,在《文学遗产》编辑部主办的改革开放40年古代文学研究座谈会上,北京大学教授葛晓音讲起自己的一次经历:几年前的上海书展,她应邀以《古典诗词的文化意蕴》为题进行讲座。虽然讲座题目中正温和,但热情、懂行的读者早早就领光了入场券,还有几位没抢到票的上海亲戚向她诉苦。讲座现场,听众坐得满满当当,不少是弄堂里的阿公阿婆,年轻人大多也是普通市民,他们都听得津津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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