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大”后林春天忧虑毛泽东换张春桥为子子孙孙

  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兴发国际棋牌,  从一九八七年初开始,六度春去秋来,《四人帮全传》(亦即《四人帮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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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的编辑工作终于打上一个句号,这是一件可引以自慰的事。

张春桥不仅有宣传极左路线的文章之长,而且还有贯彻极左路线的政治操作之能。毛泽东对张春桥在“文革”中的作为是欣赏的,曾有“能力强”的称赞。在“九大”后,毛泽东一度想培养张春桥为接班人,并由此引起了林彪一伙对毛泽东要更换接班人的疑惧。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张春桥因患癌症,于2005年4月21日病亡。张春桥,88岁,于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1983年1月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97年12月减为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医。”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古人云:“意在笔先。”说的是书法家动笔写字之前,意象中已有了字的形神。

2005年5月10日,新华社用“病亡”一词,简略报道了“文革”显贵张春桥于4月21日亡故的死耗。张春桥死了。但此日终结的只不过是一具生物躯体,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已经终结了。1981年1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张春桥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被判处死刑。这是以人民和法律的名义,对他一生的盖棺论定。

新华社的这一消息,是在张春桥死后十九天才发表的,而且中国大陆各报都在很不醒目的地位刊登这一简短的新闻。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

  我想,借这句话说出版,未尝不可。

“文化大革命”前,张春桥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人物,资历、人望俱不足道。在“文化大革命”中,张春桥青云直上,一下子跻入了中国政治最高层,成为“中央文革”副组长、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在“文革”十年的政坛上,张春桥高居“中央首长”之位,翻云覆雨,兴风作浪,是“文革”极左派的扛鼎人物。上至建国元勋,下至各方大员,都是任意损贬,可谓神气活现。

此前,据各种海外消息,张春桥曾经“死”过几次:

  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早在接到叶永烈先生四人帮传记稿以前,我就开始了对于四人帮传记稿的希冀。

在“文革”十年中,张春桥是一个全须全尾活动其中的重要角色。“文革”派人物,在“文革”前期是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在“文革”后期盖以
“四人帮”统称。经过造反夺权和“全面内战”的政治淘汰,“中央文革”的“首长”仅剩三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十大”后,王洪文以工人造反派领袖身份一跃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形成“四人帮”。

最早是1984年,日本《朝日新闻》宣称,“据说张春桥死了”。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

  毋庸讳言,我这希冀带着浓厚的经验色彩。

对其四人,郭沫若曾在一首词中逐一做了点评。政治流氓冠王洪文,文痞冠姚文元,狗头军师冠张春桥,精生白骨冠江青。世人皆称贴切。但细分开来,四人的分量还有所不同。王洪文虽贵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但本质上仍是“文革”造反起家的“勇敢分子”,政治水平低下,担当不起大局面。姚文元是文坛上的政治棍子,所长是在推行左倾路线的舆论宣传方面,并无实际的政治干才。江青是“文革”派的领军人物,然胸无点墨,口无遮拦,惯于闹事撒泼,招摇惑众,所倚仗者无非是主席夫人的特殊身份,当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类。张春桥不苟言笑,却比其他三人政治经验丰富。他不仅在耍笔杆子上出手很快,“理论水平”还要胜姚文元一筹,而且心计细密,权谋深远,还颇有些搞“左”的胆气。是“文革”发动的点炮者,“全面夺权”的首创者,又是竭力坚持
“文革”路线,反对周恩来、邓小平纠“左”整顿的前台人物。

过了十年,一位当年参加过审判张春桥的人士称,“张春桥于1994年病死,死因系胃癌,终年七十七岁”。这消息曾经广为传播,以至某些介绍张春桥的条目写成“张春桥”。作为《张春桥传》的作者,我不断接到方方面面的媒体的询问:“张春桥死了吗?”我的答复一直是否定的,因为我从公安部获悉,张春桥仍健在。

  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我的最为痛苦的经验,莫过于十年“文革”的遭际。“文革”闹了十年,我被关了五年半“牛棚”,遭受了难以言喻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罪名则是“莫须有”。

张春桥在政治上的腾达,是中国政治“左”倾路线恶性发展的一个写照。张春桥在揣摩“上意”上堪称“能臣”,对毛泽东晚期思想的认识颇具心得。在1958年大跃进中,张春桥写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切中了毛泽东急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心思。毛泽东亲自为该文写了编者按,交付《人民日报》发表。

在“四人帮”之中,张春桥算是最长寿的了。张春桥能够长寿,从某种角度来看,得益于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可以清楚看出“四人帮”四种不同的表现: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这就生发了一种超越欲:希望免于无辜罹害的境遇。待到恩准“解放”,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眼见神州遍体鳞伤,方知十年内乱岂止一己之不幸,实乃中华民族之大不幸。于是超越欲得以升华:由欲求一己之超越扩大为欲求国家民族之超越——希望中国永不重蹈历史的覆辙。

在毛泽东决心发动“文化大革命”时,江青跑到上海,在张春桥的协助下,由姚文元执笔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张春桥也因此为领袖看中,参与制定了《纪要》、《五一六通知》、《十六条》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成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迈出了他从上海进入中央高层的关键一步。

江青显得浮躁,坐立不安,她是那么的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不时在法庭上尖叫以至破口大骂。她后来以自杀身亡,正是她的这种焦躁性格的必然结局;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其时我以笔耕为业。我的小说习作几乎都是围绕这一主题:揭示这场内乱的根源。而回头自审,总觉得力度有限,总觉得运用史传文学的体裁更容易取得淋漓尽致的效果。

1966年11月,张春桥处理上海工人造反派王洪文率众卧轨拦截火车的“安亭事件”。此时,他不过是“中央文革”仅奉末座的副组长,却胆敢置中央指示和市委意见于不顾,擅自按造反派意愿签订了协议。张春桥此举,有着极大的政治风险。但毛泽东事后肯定了张春桥的处理,说可以先斩后奏。这无疑更加重了张春桥的政治分量。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策动了对党政部门的夺权,建立上海人民公社,打响了全国夺权运动的第一炮。上海夺权符合毛泽东“全面开展阶级斗争”的意图,他高度评价说“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此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全面夺权的恶浪,张春桥则居“夺权”的首功。张春桥在这些事件中的作为,契合了毛泽东的意图,对“文革”运动的升级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政治角色也由此发生了从谋臣到政客的转变。

王洪文则资历太浅,经受不住沉重的一击。他是“四人帮”中认罪态度最好的一个。然而,他也是“四人帮”中心理承受能力最差的一个。过度的郁闷,导致他壮年而逝;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其后我专事出版,便广泛征集这类书稿。文友们纷纷赠我以心血之作。时约一年,得稿二十余部。然而质量参差不齐,可付梓者微乎其微。这就有个优选问题。

在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进行理论化归纳时,张春桥更受到重用。在“九大”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老秘书陈伯达的稿子不屑一顾,采用了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稿子。张、姚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正式确认了代表毛泽东晚期思想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对其内容做了权威性的概括,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大”等重要文件,也是张春桥、姚文元担纲的。

姚文元在法庭上承认一部分的罪行,但总是力图大事化小,为自己开脱。他不会像江青那样去寻短见,也不会像王洪文那样想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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