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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传: 第十九章 与江青相互选用

  晤会“青年文艺评论家”姚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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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客人”把上海视为“基地”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

  一九六五年三月,江青在上海写给钱浩梁——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文革”中江青为之改名“浩亮”,不要“钱”之意)的一封信,透露了她的行踪:

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

  一九六三年一月四日下午,上海延安西路二○○号——文艺会堂,人头济济。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

  “你二月二十二日的来信,我收到的比较晚,大概是医生压了。

1954年10月1日,毛泽东、彭真等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

  上海元旦联欢会,正在那里举行。

  从毛泽东的谈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海瑞罢官》的作者吴晗,又是如何反应呢?他对友人王麦初说:

  “我病了二十多天,目前已有好转,请放心。……

本文摘自《中南海人物春秋》,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中共党史出版社

  当年张春桥为之写过《济南话剧界欢迎熊佛西先生记》的那个熊佛西,已是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了。熊佛西主持联欢会。当他宣布:“现在,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同志讲话。”全场响起了掌声。

  “我写的《海瑞罢官》,经上面(指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负责同志)看过,有的还修改过,不会有问题的,你放心吧。我怎么会反党?我相信这件事早晚会弄清楚的。”

  “我知道你们已经到上海,我心脏不好,没什么,等我好些去看你们。”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一文,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这一回,何庆施所发表的,并非应景讲话。他利用这一次对上海文艺界讲话的机会,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具有独创性的口号:“大写十三年!”

  “大左派”们的反应如何呢?

  钱浩梁是随京剧《红灯记》剧组从北京到深圳演出,在深圳给江青写了一封信,报告深圳演出情况。此后,他们来到上海。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抛出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登在报纸显要位置,题目设计也特别醒目。文章的结尾还这样写道:《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起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站出来,充当他们的政治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焦点。《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他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文章和作品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广,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

  何庆施说:

  关锋居然也对那篇“雄文”的背景毫无所知。当上海《文汇报》驻京记者找关锋谈看法时,关锋居然把姚文元的文章当作“学术论文”谈了一通。

  四月二十七日,她在上海会见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六月上旬,江青也在上海。前文已提及,她六月七日在上海看京剧《海港》,六月十一日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见剧组。

这篇文章是在江青的授意下由姚文元执笔炮制出来的,实际上这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想以此发动一场大的运动,那就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是想让他们在文章中把《海瑞罢官》和庐山会议联系起来,正如毛泽东后来对林彪他们说惟有军队的报纸才点破了《海瑞罢官》的政治实质。

  “最近看了话剧《第二个春天》、电影《李双双》,还听人说过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这些戏写的都是解放以后十三年来的现代生活,这很好,很值得提倡。”

  陈伯达事先对姚文元的文章也一点不知。他比关锋“政治灵敏度”要高得多。看了文章之后,他马上意识到此文非同凡响,必定大有来头。他的“第一反应”便是自己被冷落了!

  六月一日,江青在上海写信给云南省剧团《战火中的青春》剧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江青指使姚文元炮制这篇文章的事,对党中央,对周总理都是保密的。当然作为当时已是中央第六号人物、北京市市长兼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彭真也是不知道的。因此他对事先不打招呼就发表姚文元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海瑞罢官》的作者)的文章感到愤怒,而且彭真向来认为吴晗是个忠实的好同志,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如此上纲上线,分明是另有企图嘛!彭真曾直言不讳地说:《海瑞罢官》这出戏我看过,毒害没有那么大。同时,他针对张春桥、姚文元说:上海周信芳也演过《海瑞罢官》,难道张春桥没有责任?###及新华社一些主要负责人也认为,姚文元文章最后联系单干风、翻案风很勉强。因此,北京等地区的报刊拒绝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说了这么一段话之后,何庆施加以发挥道:

  “哼,姚文元算是什么东西!”陈伯达有些愤愤。他知道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当年姚蓬子被捕在《中央日报》发表叛党声明,他也都知道。这一回,起用姚文元来写这样的“大文章”,把他这位“理论家”撂在一边了!何况,“保密”工作做得那么严格,对他不透半点风声。

  “我一直违反医生的意见,断断续续地工作着,六月份还不能完全休息,七月、八月我一定得休息,否则,我将丧失工作能力,那对党、对人民都不利。我是由于全身植物神经不平衡,引起心脏不好。你不要替我着急,我会控制地使用的。所以你的戏九、十月到北京最好。这样,我好给你改。”

  “解放十三年来的巨大变化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出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作品。”

  他很快就弄明白,此文的幕后指挥乃是江青。他急于弄清详细的背景,特别是弄清毛泽东的态度。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北京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保持沉默,不予转载,也不发呼应文章,南北严重对立。由他主编的《红旗》,也未敢轻举妄动,未对姚文元的文章作出直接反应。他只是赶紧在1965年12月8日出版的第13期《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呼应。

  六月二十四日,她在上海再度和京剧《智取威虎山》剧组座谈。

  本来,这样一段话,也没有什么大错。但是,他继续加以发挥,那就走向了“左”的极端:

  毛泽东在杭州。陈伯达巴不得能够去一趟杭州,从毛泽东那里摸清情况。真巧,机会来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20来天,毛泽东电召4人前往杭州。这4个人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不言而喻,毛泽东电召这几位“秀才”,为的是继续讨论半年多以前在长沙尚未了结的为6本马列经典著作中文版作序之事。至于田家英,因是毛泽东秘书,已在杭州。

  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上海锦江饭店,江青秘密地策划着写作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

  “今后在创作上,作为领导思想,一定要提倡和坚持‘厚今薄古’,要着重提倡写解放十三年,要写活人,不要写古人、死人。我们要大力提倡写十三年——大写十三年!”

  几位“秀才”赶到杭州,不巧,毛泽东感冒了,说是大家分头先看看那6本书。几天后,毛泽东通知陈伯达,一起前往上海。他们去了上海,多日未回杭州。于是,艾思奇便与关锋结伴游杭州,胡绳则到了上海探亲。

  已经无法再找俞铭横写了。俞铭磺在一九六三年底病危、去世。

  文学艺术的创作领域,本来是无比宽广的。柯庆施的“大写十三年”,一下子把历史题材以至革命历史题材,全都一刀砍光。不光是“古人”、“死人”不能写,连“活”的“洋人”也不能写!

  陈伯达到了上海,住在市中心锦江饭店,才知道是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江青曾试图在北京找当年向俞平伯挑战的“小人物”写,因为她那时支持过他们。可是,他们竟没有应承下来。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刊登了柯庆施讲话。

  会议从12月8日开始,至15日结束。会议的气氛非常神秘。陈伯达到了会场,才知道会议的主题是背靠背“揭发”罗瑞卿。

  江青再度求助于柯庆施。柯庆施一口答应下来,把任务交给张春桥。已经成为“京剧书记”的张春桥,为了树立“样板”戏,跟江青有着密切的交往,何况此人是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大批判”正属于他的工作范畴。

  他的“大写十三年”的片面性口号,立即遭到周扬、林默涵、邵荃麟等的坚决反对。

  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到上海,便被软禁在上海建国西路618号一幢花园洋房里(今波兰驻沪领事馆)。

  张春桥对于京剧是外行,对于“大批判”却是行家里手。早在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大晚报》的“火炬”副刊便发表《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尖锐地批判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此书由鲁迅作序),署名“狄克”,此“狄克”,便是张春桥的笔名。在一九五七年,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的许多批判“右派分子”的文章,化名“徐汇”、“吴松”、“常轨”、“子渔”“何泽”、“蒲西”、“龙山”等等,均出自张春桥手笔。

  张春桥急急地找姚文元,你一条,我一条,拼拼凑凑,写了个《大写十三年十大好处》……

  林彪在会上猛烈地攻击罗瑞卿“篡军反党”、“反对突出政治”。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冤案,自此时拉开序幕———第一步,便是打倒了“罗”。陈伯达作为“秀才”,对于罗瑞卿接触不多,未能射出“重磅炮弹”。不过,会议那紧张的气氛,使他不由得想及1959年在庐山上批斗彭德怀。

  照理,这位宣传部长,完全可以独力承担江青交给的重任。不过,张春桥心眼颇多,不像俞铭璜那般直来直去。张春桥知道这次交办的任务来头不小,牵涉颇广颇深,他宁可退居幕后指挥,向江青另荐上海一位“青年文艺评论家”。

  柯庆施的讲话,引起了上海的“女客人”的注意。

  毛泽东正忙于处理罗瑞卿问题,陈伯达没有机会从他那里探听消息。

  此人应召而来,名唤姚文元。据上海锦江饭店经理任百尊回忆,江青是在锦江俱乐部首次召见姚文元。任百尊看见,姚文元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来的。

  “女客人”虽然住在北京中南海,却常常不声不响地往上海跑。她来来去去,行踪唯有中共上海市委交际处、上海铁路局公安处和上海锦江饭店保卫处知道。她从不坐飞机,为的是怕从半空中摔下来。她来去总是坐京沪特快列车,而且总是包一节软卧,供她和几个随从乘坐。一节软卧车厢,寥寥数人而“卧”。她宁可让别的铺空着。她喜欢耍这么大的“派头”。

  上海会议结束之后,毛泽东仍嘱陈伯达回杭州去。因为关于为6本马列著作写序的事,还要照计划进行。为写序用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大字本整整两木箱也已从北京运抵杭州。

  三十四岁的姚文元,一身蓝卡其中山装,一双草绿帆布胶鞋,一对金鱼眼睛。

  她一到上海,就住在位于市中心茂名路上第一流的锦江饭店。这座由原先的华懋公寓与茂名公寓组成的宾馆,是她当年在上海滩的时候所非常熟悉的。她住进豪华客间,从不轻易露面。

  终于,在12月21日上午,毛泽东召集5位“秀才”开会了。

  其父姚蓬子,也算是一位“名人”。一九四九年九月由上海春明书店出版、胡济涛主编的《新名词辞典》中,在“人物之部”中列有“姚蓬子”条目,全文如下:

  此人便是江青,当年上海滩上的电影演员蓝苹。为了替她的行踪保密,上海有关部门为她取了代号——“客人”或是“女客人”。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姚蓬子)浙江诸暨人,出版家。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之一。曾主编《文艺生活》,并与周起应(引者注:即周扬)创刊《文学月报》,抗战时在重庆创办作家书屋,为全国文协委员之一,与老舍合编《抗战文艺》。现作家书屋已迁移上海。著作有《剪影集》、《浮世画》等。

  “女客人”常常来上海,最初是为了治病。她的病颇多,诸如精神官能症、慢性胆囊炎、急性膀肌炎、植物性神经系统病症等。虽然北京也有着第一流的医生和医院,她偏喜欢上海——这座城市曾给她的人生历程打上深深的印记,她最浪漫的一段时间是在这里度过的。

  那天,毛泽东的兴致很高,一边抽着烟,一边海阔天空地聊着,话题并不只是涉及作序的事。

  这条目中未曾写及的是,姚莲子于一九二七年底加入中共,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被捕,不久叛变,于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在《中央日报》发表《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她是一个生性好强、不甘寂寞的女人。当年,二十来岁的她,闹得上海滩沸沸扬扬,大报小报登满她的“明星”生活以及跟唐纳、章泯离离合合、打打闹闹的新闻,已经最充分不过地显示了她的个性。

  艾思奇和关锋按照自己的习惯,一边听毛泽东的谈话,一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作记录,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

  上海解放后,作家书屋停业,姚蓬子闲赋在家,靠着利息打发日子。

  无奈,在延安,在她成为“第一夫人”的时候,组织上告诫过她,不参与政事,她也一口答应。好不容易,她在那里捱过了漫长的寂寞的日子。她自己也明白,新来乍到,羽毛未丰,无法染指党政大事。

  毛泽东的谈兴确实很浓,话题广泛,思维活跃。谈着,谈着,他谈起了《红旗》杂志,陈伯达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姚文元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加入中共。此人擅长“批判”,人称“姚棍子”。一九五五年“批胡风”,一九五七年“反右派”,姚文元两度大打出手,批胡风,打丁玲,驳流沙河,骂巴金,揍艾青……

  进入北京之后,她探头探脑,要管点“闲事”了。

  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2期所载邵友勋(引者注:朱波的笔名)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

  一九五七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界的谈话中,曾批评过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说他“过去当小媳时兢兢业业,而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就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表扬了姚文元:“最近姚蓬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文汇报》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一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电影指导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委员有周扬、陆定一、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文艺界名流。她挤了进去,也当个委员。

  在对邵友勋的文章评论了一番之后,毛泽东提及了《红旗》杂志1965年第13期戚本禹那篇《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提及了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伯达非常仔细地听着毛泽东的话———虽然毛泽东是在那里趁兴而说:

  不久,姚文元于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汇报》上所发表的《录以备考》,再度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下令《人民日报》于六月十四日全文转载,毛泽东还亲自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社论称赞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声大振。

  她并不想当个徒有虚名的委员。她试着管点“闲事”。据她自己后来回忆,她曾“力排众议”,不怕“光荣地孤立”,在电影指导委员的会议上“多次提出批判《清宫密史》”。结果,谁也不予理睬,简直气坏了她。

  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姚文元出身于那样讳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坛崭露头角,挥舞“金棍子”,仰仗于主管宣传的张春桥的提携。姚文元对张春桥言听计从,成了张春桥手下的“小伙计”。

  一九五一年,她总算出过一回风头。那年二月,《武训传》在全国上映。她对周扬说:“《武训传》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周扬不以为然,竟顶撞了她:“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没有什么了不起嘛!”

  从毛泽东的这一段话里,陈伯达马上判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向来“跟准”毛泽东的他,心中有底了。

  正因为这样,当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务,张春桥便力荐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泽东赞许的“青年文艺评论家”,江青也就召见了……

  到了这年五月二十日,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了,因为这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显然,天平的砝码倾向了江青一边。

  陈伯达飞快地把毛泽东的这段话,转告江青,给江青帮了大忙。

  密谋批判《海瑞罢官》

  江青趾高气扬了。她第一次露面,率领“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堂邑一带,进行了一个来月的调查。据她说,她冲破了周扬派去的秘书钟惦裴等的重重“阻挠和破坏”。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人民日报》连载经毛泽东修改、江青等写的《武训历史调查记》。这是江青赢得的第一次胜利。

  “向你致谢,‘老夫子’!”江青得知这一重要信息,心中狂喜,而且也为陈伯达向她献媚感到兴奋。年已花甲的陈伯达,连毛泽东都当面喊他“老夫子”。“老夫子”身为中宣部副部长,却表明了与部长陆定一、副部长周扬等“阎王”完全不同的态度,从此,江青多了一位“盟友”。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朝何方开火?

  她一次次参加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一次次进行“指导”。正当她欲大展宏图之际,于一九五二年二月病倒了,不得不去疗养。

  江青深知毛泽东那段话的分量,催促田家英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并把消息转告张春桥、姚文元。

  那目标,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确定。那天她看了吴晗写的新编历史京剧《海瑞罢官》,就说“该剧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错误,坚持禁演这出戏”。

  在疗养中,她仍想重返政治舞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她曾忽地来到《人民日报》编辑部,找周扬、邓拓、林默涵谈话,透露了来自毛泽东那里的消息:毛泽东十分赞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她要求《人民日报》转载两个小人物的文章。

  本来,那天毛泽东跟陈伯达等人只是工作漫谈,艾思奇和关锋也只是按平日的习惯记下毛泽东的话,以备今后参考,事先并没有想到要把毛泽东的谈话整理成为“纪要”。田家英那天也记了些,不过不是每句都记,只记了一些重要的话。田家英只得求助于艾思奇和关锋:“老艾,老关,请你们两位辛苦一下,整理主席谈话纪要。”

  江青仿佛有着不同于众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罢官》是“毒草”。

  周扬嗯嗯了一番,送走了江青。江青天天翻《人民日报》,一个来月过去,居然毫无动静。显然,周扬没有把她的意见放在眼里。

  艾思奇、关锋都是快笔头。两人忙碌了一天,就写出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第二天上午,艾思奇和关锋把纪要交给田家英。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评价的那段话。

  不过,光是江青嚷嚷“毒草”还不顶用。史学家黎澎曾对江青作过这么一番评语:

  十月十六日,再度发生重大的转折: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的同志,写了一封著名的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批评了周扬这样的“大人物”,支持了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

  有人知道了,曾提醒田家英:“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实是个探测器。《清宫秘史》、《武训传》、《红楼梦》研究、《海瑞罢官》都是她先出面,说她认为应该批判,大家从来不认为她有多高明,所以听过也就罢了。然后回去报告——‘他们不听你的!’然而,就算她这个位置上换个人,老实本分,不会干这些事,也会换个形式出现的。”①①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毛泽东的信中提及:“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有人”,正是指江青。

  田家英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其实,田家英这话,只是托词。1959年在庐山上,他就对彭德怀深抱同情。他对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也早有看法,所以毅然删去了毛泽东谈论这两篇文章的那几句话。

  江青这“探测器”,确实需要“回去报告”。

  十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遵嘱毛泽东的意见,刊登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

  ※        ※         ※

  最初,毛泽东对于“探测器”的报告没有在意。因为学习“海瑞精神”,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的。

  江青第二次又获得了胜利。

  纪要印出来了。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举行舞会。毛泽东和一位大学女教授跳舞。一边跳舞,一边聊天。女教授的答话,引起毛泽东的深思。毛泽东是这样叙述的:

  紧接着,她又病了。一病,就是七年——从一九五五年病到一九六二年。病中,她只是挂着“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和“文化部电影局顾问”这样两个空头官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

  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一看没有那段话,先是吃惊,继而震怒。因为他们要整理毛泽东的谈话纪要,主要目的就是要用毛泽东的这一段“最高指示”压人。江青去问毛泽东:“那一段话,是你删的,还是田家英删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问她,上海的工作情况如何。她说,我是大学教授,不能讲。我说,你不问政治?她答:不是不问,而是不敢问。我问柯庆施怎么样?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在北京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她决心第三次涉足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

  陈伯达去问关锋:“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她说:更不敢讲。又问她:我怎么样?她说:你英明伟大。看来,这位大学教授对我们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她从前两次的较量中,已经有了经验——只有借助于毛泽东的崇高威信,她才能胜利。

  很快地陈伯达和江青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①梅白,《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里》,《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一九六二年九月,就在毛泽东发出“干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她约见了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个正副部长,“指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的严重问题”。跟前两次一样,部长们并没有听进她发出的警告。如她所形容的,叫做“充耳不闻”。

  由于田家英删去了毛泽东谈及戚本禹、姚文元文章的那段话,后来他背上了“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以致被迫害而死———当然,田家英之死还有其他原因,但是“篡改毛主席指示”却是导致田家英自杀的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关于田家英“篡改毛主席指示”,是一重要历史事件。但是,关于这一事件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笔者以上所述,是根据笔者1998年3月初,笔者在北京对不久前从秦城监狱获释的关锋的采访。笔者以为,尽管关锋是田家英的“冤家对头”,又是此事的“告密者”,而且在“文革”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关锋毕竟是重要的当事人之一,他的叙述毕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陈伯达也是重要的当事人。据陈伯达说,关锋所讲的记录如何整理他不清楚,但是田家英删去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是无疑的。

  这位女教授的话,使毛泽东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边多年的战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讲话!”

  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了何庆施在上海发出的“大写十三年”的崭新口号,与她不谋而合。

  关锋所叙,是否属实?读者诸君可以从以下种种说法加以比较:

  也真巧,会议期间,知道毛泽东爱看湘剧,于是请毛泽东看湘剧《生死牌》。

  于是,“女客人”又一次南下,住进上海锦江饭店。这一回,她不忙于治病,也不忙于调看内部电影。二月下旬,她把柯庆施请到了锦江饭店。

  说法之一,是1998年8月12日的《作家文摘》所载王凡先生所写的《田家英之死》一文,对笔者采访的关锋的回忆提出异议,认为:

  《生死牌》中海瑞刚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泽东感触颇多。

  何庆施带来了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

  一、艾思奇没有参加过记录的整理;

  于是,毛泽东借来《明史》,看了《海瑞传》,大为感慨。

  说实在的,张春桥对她并不陌生。当年,崔万秋常常跟他说起蓝苹。他从报纸、画刊、电影中,早就认识这位“影星”。他知道她是一个心眼儿小又很高傲的女人,在她面前倍尽小心。

  二、记录是关锋整理的;

  这样,四月四日上午,毛泽东在会上说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样,当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锐的批评。

  她对张春桥呢,虽说当年同在上海滩,而且说不定还在崔万秋家见过这个穿蹩脚西装的狄克,不过她的眼界甚高,是不大会记得住这样的小人物的。何况,张春桥也尽力假装不知她的底细,一字不提三十年代的往事。他明白,那已成了她的一块心上的创疤。

  三、关锋整理的记录本来就没有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因此根本就不存在田家英删去那段话的问题。

  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向明史专家吴晗透露了毛泽东的讲话内容,鼓励他多写宣传“海瑞精神”的文章。

  在柯庆施的介绍下,她与他握了一下手,算是结识了。

  说法之二,是胡乔木的回忆。田家英夫人董边赠给笔者《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一书,书中收入胡乔木的回忆文章。胡乔木根据田家英生前对他所叙,认为:

  这样一鼓励,吴晗也就积极响应。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海瑞骂皇帝》、《论海瑞》。接着,又应著名京剧演员马连良之约,写了京剧《海瑞罢官》剧本。

  那天的谈话,差不多只在江青与柯庆施之间进行。张春桥只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着,脸上一直保持着微笑的表情。

  一、那记录的整理者是田家英本人,是田家英从杭州回到北京之后整理的;

  江青这“探测器”看了京剧《海瑞罢官》,却硬要说剧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泽东,海瑞则是彭德怀。如此“索隐”,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罢官》有严重的政治错误”,是“大毒草”。

  “我支持‘大写十三年’!”江青当面恭维柯庆施,“柯老,我们对文艺界的看法,可以说完全一致!”

  二、田家英在整理记录时“坚决不提”毛泽东关于戚、姚的那段话。

  不过,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这样的“索隐”文章,还得不到毛泽东的支持。

  “我们的见解一致,是因为我们都是以主席的思想作为准则。”柯庆施说了一句非常得体的话。

  胡乔木的回忆如下:

  时光的流逝,“阶级斗争”的弦越拧越紧,对江青越来越有利。

  张春桥在一旁细细观察着。他发觉,江青依然保持当年蓝苹的风度,口若悬河,不断地做着手势,常常放声大笑,是一个无拘无束的女人。

  1996年初,毛泽东曾向家英等人谈及姚文元的文章,谈话的情况家英曾详细告诉过我,当时我们十分不安,联想到杨尚昆、罗瑞卿两同志分别在1965年11月和12月被撤,感到政治风云日益紧张险恶。家英对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夫妇虽深怀戒惧,对毛主席始终敬爱忠诚。正因为这样,他在回京后整理毛主席谈话时,坚决不提《海瑞罢官》是吴晗用来影射彭德怀罢官的说法。王、安、戚一伙故意捏造罪名,5月22日,戚本禹、王力等三人(引者注:另一人为安子文)以中央代表为名,宣布田家英的罪状,逼迫家英迁出中南海。家英忍受不了对他的诬陷和侮辱,不得不在5月23日衔冤辞世。

  三个月后,康生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用“索隐”法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毛泽东则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这无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罢官》的信心倍增。

  那天,江青漫无边际地说了好多好多。善长于归纳的张春桥,把她的见解归为三点:

  说法之三,是田家英秘书逄先知的文章:

  江青先是选择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作为“大批判”

  第一,她要“破”,也就是批判。她要批《海瑞罢官》,要批《李慧娘》,要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

  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讲话时,田家英提出,不要把这段话写进去,因为它不符合事实,《海瑞罢官》与彭德怀问题没有关系。这个意见先得到胡绳的支持,艾思奇也表示同意,唯有关锋不表态。回到北京,关锋纠缠不休,非要把那段话写进去不可,经过一番周折,最后只好恢复。后来,关锋把这件事告了密,田家英被加上了一条罪状。

  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在关于《人民日报》的谈话中,支持了对‘有鬼无害论’的批判。毛泽东说:

  第二,她要“立”,也就是提倡现代戏。这一回,在上海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很不错。只是沪剧的地方性太强,观众面狭窄,她想改成京剧,推向全国;第三,上海比北京好得多。上海有柯老挂帅,可以成为她的“基地”。今后,她要常来上海,不是为看病而来,是为建设“基地”而来。

  说法之四,《田家英小传》的作者彭亚新,他以为: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代。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但是《人民日报)}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在文化艺术方面,《人民日报》的工作做得不好。

  这一次与江青会面,对于张春桥来说,是历史性的。从此,江青的印象之中,有了张春桥。

  田家英对毛泽东的意见有保留。为了保护这场批判运动可能伤害的同志,在整理毛泽东这次讲话时,田家英毅然删去讲话中涉及彭德怀的内容。还删去了毛泽东表扬关锋、戚本禹的一段谈话。

  《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不抓理论工作。从《人民日报》开始办起,我就批评了这个缺点,但是一直没有改进,直到最近才开始重视这个工作。”①①《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在“女客人”坐着软卧包厢离开上海之后,一颗信号弹从上海《文汇报》升起。

  整理讲话的事关锋知道,他与戚本禹合谋向江青告密。江青立刻给田家英加上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罪名”。

  知道了“梁壁辉”的文章的背景,知道了毛泽东的批评,“繁星”(廖沫沙)

  那是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上海《文汇报》刊载了一篇题为《“有鬼无害”论》的文章,署名“梁壁辉”。这是根据江青的旨意,和柯庆施一起组织,张春桥参与密谋,在上海打响的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

  说法之五,是余广人的文章,他以为:

  不得不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八日《北京日报》上发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一文。

  “梁壁辉”何许人?俞铭磺的化名。

  田家英认为这篇谈话内容很重要,建议搞个谈话纪要送给中央同志看。在整理时,他认为《海瑞罢官》不过是附带提到的,和其他附带提到的许多话不必记入纪要。这样,就搞出了一个删去了所谓“海瑞罢官的要害”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何庆施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社会主义改造“至今收效甚微”。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又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批示,批评这些协会“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这便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界的著名的“两个批示”。

  《“有鬼无害”论》批谁?批孟超的《李慧娘》,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说法之六,是田家英之女曾自(引者注:田家英本姓曾)和曹应旺所写的《田家英与毛泽东的诗词交》,原文如下: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这样,在全国出现了批判高潮。

  孟超,江青的老乡——同是山东诸城县人。他比江青大十二岁。早在一九二四年,孟超就来到上海,在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开始写诗、散文,并参加革命,参加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他在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创作室副主任、幻灯编辑室主任。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条罪状。

  康生支持了江青,于是,毛泽东也同意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进行批判。

  一九六一年《剧本》第七、八期,发表了孟超写的昆曲剧本《李慧娘》。与此同时,北京开始演出《李慧娘》。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晚报》发表了廖沫沙的文章《有鬼无害论》,赞扬了昆曲《李慧娘》。

  以上六种说法,加上关锋的回忆,总共八种,各不相同。究竟谁的说法更符合真实,有待于历史学家细细考究。

  江青持“尚方宝剑”,前往上海秘密组稿。

  作为同乡,江青不仅熟知孟超其名,也了解他的家世。自然,孟超的《李慧娘》的上演,引起了江青的注意。江青给这出历史剧“上纲”,认为是“借厉鬼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她看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心想,你为“毒草”叫好,连你一起批!

  此后的情况,如同邓力群1980年在田家英追悼会上所致的悼词描述的那样: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二日,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那篇题为《为人民立新功》的讲话时,“吹”出了她去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最初,江青想在北京找人支持她,发表批判孟、廖的文章。无奈,北京并非她的“基地”。彭真是北京市市长,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邓拓是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廖沫沙乃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廖、邓后来被称为“反革命的三家村”,彭真被说成是“三家村的黑后台”。面对北京那样的阵营,江青当然无法开展她的“批判”。

  几十年的实际行动证明,家英同志确实是一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气的人。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

  她来到上海,发觉有柯庆施那样的市委书记兼市长,有张春桥那样的谋士,有姚文元那样的棍子,她得到了支持。正因为这样,她所组织的第一篇批判文章,成功地在上海登出来了。这是她与阿庆施、张春桥第一次“协同作战”……

  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1965年,家英同志参加整理一个谈话记录。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反对把《海瑞罢官》一剧说成是为彭德怀同志翻案。事后不久,被一个混进党的坏人告发,从此对他定下一条篡改毛泽东著作的大罪……

  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

  关于这第一篇批判文章,江青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把她的“认识过程”谈得很清楚:

  家英同志对于混进党内并身居高位的坏分子,像陈伯达、江青之流,很早就看出这伙人的恶劣品质,曾长期同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并被他们恨入骨髓。撬掉田家英,是陈伯达与江青的第一次“联合行动”。陈伯达早已恨透了田家英,这一回借助江青之力,既除了宿敌,又赢得江青的信任,陈伯达可谓一举两得。

  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觉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太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批评的权利,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扼杀这篇文章了。

  如今,人们提及“文革”,便会提及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而这篇梁壁辉的《“有鬼无害”论》鲜为人知。其实,真正的“前奏曲”,是这篇《“有鬼无害”论》。正是《“有鬼无害”论》的成功发表,使江青把她的“争取批评的权利”的希望寄托于上海,这才有了第二篇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就当江青在“上海基地”跟张春桥、姚文元密谋之际,从成都传来令他们沮丧的消息——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柯庆施在那里病逝!

  “两出戏的书记”

  从此,江青在上海失去了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所幸,经柯庆施的介绍,她已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那时的姚文元,还只是上海《解放日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手中的权力有限。张春桥取代了柯庆施,成为江青在上海倚重的支持者。

  新鲜,新鲜,身上没有一个“音乐细胞”的张春桥,忽然借起电唱机、录音机来了。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日,张春桥在上海举行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讨论会上,也曾透露了若干内幕。只是由于当时还不能亮出江青这张“王牌”,张春桥故作曲笔,说成是自己“读《海瑞集》,感到问题严重”:

  新鲜,新鲜,在上海的“中南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宿舍张春桥家里,忽然传出一阵阵唱京戏的声音。

  论战是从戏开始的(注:戏,指京剧《海瑞罢官》)。这出戏,我没有看过。

  就连西皮、二黄也分不清楚的张春桥,忽然成天价守在电唱机、录音机旁,闭着双眼,歪着脑袋,用手在膝盖上打着拍子,在那里细细听着《霸王别姬》、《打渔杀家》、《群英会》、《三岔口》。

  听到议论,已经是一九六四年了。有人说是毒草,有人说不能提得那么高。今年二月,姚文元同志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他同我商量怎么搞法?他不是历史学家,我也没有碰过明史,而对手是专家,是权威,这一仗不容易打。我们确定: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认真学习,埋头读书,占有史料,决不声张,免得文章还没有写出来,风声已经很大。这样搞到第六稿,请四、五位同志参加讨论,又反复修改,八月底有了一篇初稿,发给十几位同志征求意见。发表的时候,已经是八个多月,第十稿了。这样一个过程,也是对这出戏的认识过程,一个学习过程。开头,看了剧本、评介文章,读《海瑞集》(引者注:吴晗著),感到问题严重,非评不可。但是,我们的论点站得住站不住,分析得充分不充分,分寸适当不适当等等,那是很伤脑筋的。比如联系不联系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形势?联系不联系“单干风”、“翻案风”?我们是多次考虑的。

  恨只恨,当年的狄克怎么只顾着骂鲁迅,不去学几句京戏?如今,只好“临时抱佛脚”了。

  虽说遮遮掩掩,张春桥毕竟还是说出了一些内幕:

  古曰:“上有所好,下必效之。”打从“女客人”那里得知她要“立”,要搞“京剧革命”,要抓“京剧现代戏”,张春桥就马上意识到,赶紧学点京剧!

  第一,他和姚文元都未看过京剧《海瑞罢官》。只是“有人说是毒草”,才着手批判。这“有人”,当然指江青。

  结识“女客人”之后,张春桥发觉,一旦得到她的青睐,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第二,承认他和姚文元“没有碰过明史”,为了批《海瑞罢官》,不得不从“埋头读书”入手。

  她是比柯庆施更好的“梯于”。投其所好,顺着她的所好在上海抓“京剧现代戏”,显然是一条接近她的捷径。

  第三,文章的写作准备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八个月中,改了十稿。

  不过,她的“语言”,张春桥几乎听不懂;

  第四,连作者自己,对于把《海瑞罢官》跟“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都以为“那是很伤脑筋的”。

  “四平调轻飘飘的,无论如何不要用那个玩意儿。”

  第五,江青所说的“保密”,其实,多半是由于这一批判乃是一场强词夺理的政治诬陷,所以不敢“声张”。

  “我对西皮有怕。”

  在浓密的大幕遮掩之下,江、张、姚一次次讨论,一回回修改,终于把那篇“宏文”炮制出来了。

  “反二黄低沉,如果达不到激昂,就有损革命英雄形象。”

  姚文元的“宏文”拉开“文革”序幕

  “昆曲、吹腔、高拨子,最好不用,群众不愿意,你们不知道?”

  一九六五年的中国报纸,充满着火药味儿:

  这一连串的“行话”,使张春桥如坠云雾之中。他不得不学习京剧ABC——这一回,可万万不能闹当年乱标古书的笑话!

  一月,《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开始批判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柳宗元“被贬”被“索隐”为彭德怀“被贬”!《文艺报》开始批判康灌。

  须知,早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

  二月,《电影文学》批判“一部散发着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思想毒素”的电影剧本《亲人》。《文艺报》则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文章的题目便是气势汹汹的质问语:《为谁写挽歌?》三月,《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编者按毫不含糊地说《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

  “山东王泊山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十七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只有懂得她的“行话”,才能与她有着共同的语言。一个门外汉,张春桥费煞苦心,突然狂热地钻研起京剧来了……

  五月,《光明日报》发表《夏衍同志改编的影片(林家铺子)必须批判》。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晚上,江青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二一八号的红都剧场,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感到满意。她从十二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本来,这是张春桥很好的为她效劳的机会。

  六月,《工人日报》发表《〈不夜城〉必须彻底批判》。

  可惜,当时的她对张春桥还是初识,竟把这道地的“上海货”交给了北京的中国京剧院去改编。张春桥知道了,连连顿足,深为遗憾。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中共中央在四月七日作出《关于调整文化部领导问题的批复》,免去了齐燕铭、夏衍在文化部的领导职务。

  关于这个过程,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电影界开始批判所谓“夏陈路线”,亦即“夏衍、陈荒煤路线”。

  为《红灯记》我是化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就在这样的“必须批判”、“彻底批判”声浪之中,在十一月十日的上海《文汇报》上,冒出了长篇批判文章,题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①作者为姚文元。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刘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①关于《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前前后后,已在《“四人帮”兴衰·姚文元传》中详细述及,此处只是约略一提。

  张春桥刚刚失了一个“球”,紧接着又失了一“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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